贾也:说人话,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社会心理分析

时间:2015-9-8 来源:www.zhx8.org 作者:www.zhx8.org

    贾也:难说人话?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社会心理分析




    导语:遗体炸碎还称亲属情绪稳定——这是人话吗?

    山东东营5日通报:山东滨源化学公司爆炸事故致13人死亡。部分死者遗体爆炸时形成碎片。通报最后强调:遇难者亲属情绪稳定。新华社痛批,通报措辞冷血,讲的是“官话”,不是“人话”,是典型的维稳思维。目前该通报已被删除。

    官话与人话,有何区别?中国人历来都是“见人说人话,见鬼说鬼话”,个个都像“双面人”一般,很少说真话,究其原因又在何?

    一、从“领导重视”到“情绪稳定”

    亲人刚去世,部分遗体都被炸成了碎片,家属情绪怎能“稳定”?如果连这都能无动于衷,岂不是违背常识?

    如此冷血的措辞,倒更像是给上级领导的邀功通报,讲的是官话不是人话,典型的维稳思维在作怪。这个思维是如此:因为家属情绪稳定,所以当地社会就稳定。你看,这里发生如此重大安全事件,也没有出现一点乱子,说明我们治理有方,应对有效,实在是大功一件。如此一来,官员们的乌纱帽就“稳定”了。

    现在官方的通报,越来越没有人味儿。这个“情绪稳定”的通报,不得不令人想起“领导重视”的通报。今年1月的哈尔滨通报火灾,全文共585字,“领导高度重视”竟然占258字,将近半数文字献给那些无所不能的领导们。一次火灾也能拍马溜须至此,实在让人佩服到五体飞天之境,想想都要醉了。问题是,既然领导如此重视,怎么可能频频发生火灾?怎么会造成5名消防员遇难、14人受伤的惨剧。重视有领导排排坐,那么问责会不会有领导分果果呢?想必这个时候大家都是避犹恐不及。

    如今中国社会已走上快车道,而政府宣传部门包括传统媒体,他们的思维依旧停留在上世纪,各类新闻通稿,都是面目可憎:无不是领导指出、领导强调、领导要求……尽往领导脸上贴金,思维僵化,八股文章,官腔满篇,出现了社会关注度高的突发性事件,还是颐指气使的态度,不知廉耻地裸奔故我,往往不说人话,尽打官腔,说套话。就像这个东营官方通报,不知起草者和审稿者是否知道现在已是“新媒体时代”,人人都有麦克风,对任何新闻都可以品头评足了,发表自己的看法,你如此裸奔,必成靶子,引来大家打脸。

    有人说,他们是不是脑子进水?怎么连说个人话的能力都不具备?其实,并不是他们智商堪忧,他们拿出文凭来,至少也是本科毕业的;也不是他们缺乏经验,他们察言观色,见人说人话,见鬼说鬼话,个个都已历练成人精了。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么做:一则为领导敷衍塞责;二则撇清自己的关系。这与他们所处的环境有关,他们所处的环境,就是唯权力是尊,一切都由领导说了算,而领导面对负面消息,总想轻描淡写,最好能由负转正。如果他们连这一点都没明白过来,怎么还能在体制内混?正因为如此,他们炮制出来的新闻通稿,压根就不是他们的心里话,而是在套“八股”的文字游戏。

    无论作为“喉舌”的新闻媒体,还是作为“笔杆子”的宣传部门,其实都掌握在一个群体手中,而这个群体已掌控整个社会,并且取得绝对“话语权”。他们作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,为自己能有口饭吃,为自己能有远大前途,决定了他们必须得言不由衷,“只为领导唱赞歌,不为苍生说人话。”要不然,他们的结局比较悲凄:不是卷铺盖走人,就是永远原地踏步走。

    二、替谁说话还真是个大问题

    有人不禁要问:为什么不说人话?要官方说人话难道会死?讲政治和讲人性是天然的死敌吗?无论是党员、官员、公务员,首先大家都是人啊,是人应该说人话才是。“理都懂,然并卵”,话是这么说,做却是另外一套。按照现行的话系,俨然有两套:一套是官方说法;一套是民间说法,诚如前几年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所言:“是准备替党说话,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?”

    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,决定了社会舆论的走向。替党说话,乖,有糖吃;替民说话,打,有棒吃!不管是官方的新闻通稿,还是媒体的新闻报道,都必须得替党说话,而且必须保证一切说法以官方发布为标准。

    其实,建国以来,中国新闻界一直把党性作为最高原则。什么叫党性,理论上回答,党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的集中表现。对于办报人来说,党性的具体体现就是严格按照各级党委的要求办报——发什么,不发什么,包括版面安排,一切都要听党委的:全国性新闻媒体,要听中央的;地方性新闻媒体,在与中央保持步调一致的前提下,就得听地方的。

    过去几十年一直都这么做下来的,所以很多报纸,现在翻出一看,就显得非常荒唐:1955年的报纸,可以看到长篇累牍地声讨“胡风反革命集团”;1957年的报纸,可以看到充满“阴谋论”的论调,到处在知识分子中找出“右派”;翻开1958年的报纸,可以看到对“大跃进”的齐声赞扬和放高产卫星的连连喜讯,实际上“大跃进”造成了许多人饥饿而死;至于文革期间的报纸,那更是不堪入目了,都变成一张张“大字报”了……可以说,自50年代到80年代的报纸,是真正的“满纸荒唐言,一把辛酸泪”。

    有良心的报人回头翻翻报纸,无不感到羞愧难当。也正因为如此,有人开始反思了:到底是人民性重要还是党性重要?在上世纪80年代初,到底哪个重要,在中国高层就开展过激烈地争论过。当时的《人民日报》社长胡绩伟就因为坚持“人民性”,提出了三个观点:一是“人民性高于党性”;二是“党性来源于人民性”;三是“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”。

    结果这一反思,竟成为被批判的靶子,引来党内著名“笔杆子”胡乔木、邓力群等人痛加鞭挞,认为是在制造“精神污染”,是在否定党的领导。最终,胡绩伟被逼得从社长位子退了下来。但是,胡乔木、邓力群等人想贯彻“宜将余勇追穷寇,不可沽名学霸王”的精神,还不想善罢甘休,要扩大化,妄图掀起一场新的政治风暴,幸亏那时人们深受文革之害,已不想再折腾了。

    让历史照进现实,现在的新闻媒体是不是坚持人民性,开始说人话了吗?

    现实是骨感的,我们依然看到鬼话连篇,谎言成性。不要说是政府官员,也不要说新闻工作者,甚至连普通群众说真话、说人话也是件极其危险的事,一不小心就会触到国家痛经,或惹恼权贵,引来不必要的麻烦,禁言、关黑屋子,甚至有人身安全之虞。为了安全起见,大家都乖乖的,自我阉割喉结,宁可生活在像《皇帝的新装》的童话里,都在无关痛痒地说鬼话,或歌功颂德地说假话。

    诚如前捷克总统哈维尔所说:“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,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。”正因为大家都觉得说人话,说真话,这是要出人命的,所以三思而后言,尽量不说真话,尽量不要言为心声。

    官员也是人,是人都想说人话,但又不敢说真话,于是,必须会陷入内心的痛苦。为什么官员成为抑郁症高发群体?在中国当官,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,其实是一副人格分裂的内心世界。“一入体制深似海,从此人话成以往”,体制之内,官僚之间没有健康的人际关系,纷纷异化为“双面人”,人格已经严重撕裂:在私下场合,把各种弊端说得头头是道;而在公开场合,他们被迫一本正经的扮演卫道士的角色。久而久之,就抑郁了,抑郁严重,就纵身一跃成千古。

    三、斯德哥尔摩综合征

    “不说真话”已然成为我们的一种集体无意识,而这种社会心理往往是很难改变的。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大家不说人话、不说真话?笔者认为,这种社会心理属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。

    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不论是在医学范畴,还是在政治学、历史学范畴内,都存在一个生理学上的条件反射原则,即面对外部强大的压力,尤其是死亡威胁,所有生物都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服从。这造成的结果是,每一种动物包括人在内,都有被驯养的可能,可以这么说,只要是动物,就有被驯养的可能,人自然逃不出这个藩篱。

    人的基本需求是有一个底线的,有吃有喝,生命得以延续,面临暴力的强权,只有低头才能获得延续生命的可能,这或许是源于本能反应。就像人类在驯化狗的时候,常常以食物为引诱,辅之以鞭子,让它做什么,它才会做什么。同时,随着这个驯化过程,狗对主人也形成依赖的习惯与情感。

    表现在我们人类社会中,统治者对其治下的臣民也是如此驯化的:就是通过各种暴力的体罚(如一整套诛连九族的惩戒性机制)、规范化的思想洗脑(如儒家三纲五常等统治思想)以及适时的小恩小惠(如加官进爵等笼络人心的奖励机制)而实现的,久而久之,就培养出大量“为绑匪打掩护”的顺民、良民,他们比谁都需要一个皇帝,没有皇帝也要创造出一个新皇帝来。

    拿个例子来说明吧,汉朝时,司马迁因为在朝堂之上为李陵说了句人话,结果惹恼了汉武帝,“你真是个不知趣的家伙,不老老实实自我阉割掉喉结,竟敢直言不讳,好,我就是阉割你的小丁丁,让你从生理上彻底告别喉结!”其他臣民见状,哎呀,挺身而出说人话,风险如此巨大,教训是深刻的,从此以后就两股颤颤地“护着卵子”说话,都很知趣地从精神上阉割掉自己的喉结,最好能背上一个刀枪不入的乌龟壳,围绕着像汉武帝一样的权力者唱赞歌了,即“只为君王唱赞歌,不为苍生说人话。”

    中国历朝历代都是如此,对臣民驯化可谓孜孜不倦,久而久之,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越来越深,人们对拥有生杀予夺的君王完全是出自本能的倾慕与崇拜,他们是“圣上”,是“主子”,是“真龙天子”,是全民偶像,是万千女性想要得到垂幸的“男神”。在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心目中,秦始皇、汉武帝、唐太宗、宋太祖、明太祖、成吉思汗、康熙大帝等君王一定都是名列前茅的偶像人物。

    既然一直都是这么唱赞歌的,高呼着“万岁万岁万万岁”,那么唱到上世纪,就很习惯地将“皇上”换成了“主席”。直到现在,我们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未有丝毫减轻,依然会情不自禁地齐声喊“好支威有”,依然很自然地喊大大叫麻麻,依然很自然地感动得声泪俱下。

    中国人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,其实就是为了一个生存,他们仰承权力,获得个人的生存权,这是一种“求生”技能,也是一种“生存哲学”。也正因为如此,中国人对谎言识别也具有超强的禀赋,中国人早已熟习格式化的谎言(套话)、善意化的谎言(情话)、礼节性的谎言(鼓励话)和废话性的谎言(官话),谎言与反谎言是生活中最习以为常的博弈,正所谓与人斗其乐无穷。

    问题是,权力者为显示自己永远正确,不惜制造假话谎言;而仰承权力鼻息的民众为了生存,都加入到说假话、鬼话的行列中来,那么,我们这个社会谁还会进行个人思考?谁还会说真心话?谁还会替老百姓说人话?全国都浸淫在这样一种语言环境里,扼杀了民族的智慧,混淆了民众的价值标准,导致整个民族的人格分裂。中国,变成了一个不敢说真话,也不能听真话的国家。

    结语

    其实,在权力面前,我们都是一群可怜的动物!

    贾也个人微信号:jiaye454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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